美国华人生存之道：抱团还是互骗

文 | 荣筱箐

▍一

2013年初，当美国华人因为名校录取政策向少数族裔倾斜的事拉开了拼命的架势时，我采访了美国知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吴华扬，谁知他当年说的话竟提前为今日的新老华人之争作了注脚。

这项建立在“平权法案”理念之上的政策，在别人得到加分的时候，同为少数民族的华裔和韩裔，因为本来就成绩优秀，已在名校学生中占了相当比例，不仅不在加分之列，反而会被减分。美国习惯将少数族裔人种分为非裔、西语裔和亚裔，这场仗看似是一场亚裔与非、西裔之间的对决。但出人意料的是，吵得最凶的其实是亚裔自己，因为这个大群下面的一些子群，比如越南人、柬埔寨人读大学的比例很低，他们也会在这个政策中得到好处。

吴华扬一辈子都在倡导建立亚裔群体大联盟，甚至希望推动亚裔跟其他少数族裔在维权领域的并肩作战。但六七十年代谁也没法笑话谁的穷棒子亚裔移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口多、根基深的分支群体与人口少、道行浅的分支群体的生活状态开始出现参差百态，他们之间的关系大概就相当于先富起来的人和尚未实现共同富裕的人，不单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很可能要作为矛盾对立面大打出手了。

我问吴华扬，这种情况下亚裔社区的异口同声同仇敌忾还有可能吗？他是这样说的：“这个社区已经长大了很多，现在亚裔社区包括那些从亚洲国家被领养来美国的孩子、那些混血儿、那些新移民、那些第六代移民，那些在中美之间飞来飞去的人，那些从来没有到过亚洲的人。希望这样一个多元的群体能够意见一致是不现实的。”

但吴教授显然没有放弃“同盟”的理想。今年三月中，他在《赫芬顿邮报》上以《就新移民问题致亚裔社会活动者的一封信》为题，呼吁老一辈亚裔维权斗士，要努力弥合与新移民之间的嫌隙，不要让彼此不同的理念影响到“共同战线”的建立。题目着眼“亚裔”，但内文写得清楚：这次的焦点不是亚裔分支族群之间的龃龉，而是在美国出生或长大的华人跟来自中国大陆的新一代华人之间的隔阂。对于吴教授这样的维权活动家来说，这次的问题显然是更加紧迫。如果华人本身都不能拧到一块儿，那所谓亚裔联盟，甚至少数族裔大联盟的理想，就更只能是空谈。

不过这次，吴教授大概亲身感受到了多元的社区、迥异的视角所带来的冲击。这篇文章在中国和海外的华人中都引起了铺天盖地的强烈反响，有人指责他名为呼唤“团结”、实为道出对中国新移民的歧视，有人说他其实是在显摆自己美国出生的优越感，“冰川思想库”上的一篇文章甚至由此引发到美国的华人社区中有人利用教会组织在教友中行骗，呼吁新移民远离这个“喜欢借‘上帝’之名去欺骗”的华人群体。

这不是一幅激动人心的图画，至少它跟我们从小听过的“血浓于水”的说法有很大的落差。但七嘴八舌的论战，加上每个人自身的成长经历所带来的视野上的局限和偏颇，把这幅图画得太过纷乱，让人很难理出头绪，也留下一堆问号：华人为什么非得要结盟呢？身为华人可能远离华人群体吗？新移民的崛起真的会让华人群体四分五裂吗？本土华人和新移民华人真的只能貌合神离吗？天下华人还是不是一家呢？

▍二

2017年5月17日，纪录片《小可入狱》在曼哈顿公映前两天的记者会上，国宝银行创办人孙启诚的大女儿孙仪芬说：“我们需要社区，就像我们需要家庭一样，社区就是家庭的延伸。”

对于在中国长大的人，“社区”听上去大概是个怪词，它很少出现在人们的日常对话中，以至于很多中国人在提到这个概念时大都用“群体”来替代。而且它不符合造词规律，一旦出现又会让人费解。中文里常用的带“区”词，比如“小区”“学区”“园区”“厂区”甚至“病区”，大都是以地域为界限划分的，而英文里的community这个词界定范围比地域要广得多。

词典里对“community”一词的解释有三层，一是一群住在同一个地方或者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二是因为与他人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目标而获得的归属感；三是生物学上相互依存的不同物种构成的群落。

也就是说，除去跟一般老百姓关系不大的第三层意思，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某个“社区”基本有两个依据：一是在你自己心里你是不是属于那群人，二是在别人眼里你是不是属于那群人。第一点决定权在你，不管是因为愤世嫉俗、心灰意冷、怒其不争还是特立独行，你都可以自行决定去远离某个群体。至于第二点，只要你天生具有某种属性，别人就会自动把你划归某个群体，空间上的疏远、心理上的距离根本无济于事。这件事由不得你。

在美国，对于弱势群体，第二点和第一点很多时候是因果关系。比如少数族裔即使最初信心满满立志独闯江湖，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因为逃不出自己的族群划定的天然界限，注定会遭受由族群归属而带来的系统性的歧视和不公。而这种歧视和不公，也只有死心塌地跟这个族群绑在一起才能抗衡，简单的说就是“抱团取暖”。也正因此，在美国“社区”这个概念一直与维权运动紧密相连，根据谷歌书库的统计，从1900年到2000年的百年间，“community”这个词在美国英文书中出现的频率翻了四倍有余，而这一百年也正是美国弱势群体权益觉醒的世纪，特别是在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60到70年代，“社区”一词的出现频率创下了和2000年代平齐的历史高峰，这显然不是巧合。

当然现在早不是显性歧视无处不在的60年代，华人更不是排华法案时代被禁止入境的异类。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的一份调查，美国的华人人数达到350万，比1980年翻了四倍多，其中76%是外国出生的移民；华人家庭中位年收入是6万5050美元，比全美中位年收入高出1万5000多美元；拥有硕士或更高学位的华人占到26%，而全美人口中这一比例只有10%。

从19世纪华工来美国修筑铁路到现在，华裔社区已经走过了漫漫长路，至少这个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已不再是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苦力，而是在很多方面成就超过了平均。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个体的华人不需要社区做后盾也活得不错，是可能的。但，这只是幸运，不是常态。

在美国，少数族裔靠自身成绩获得社会地位和公正待遇的过程，不仅缓慢而且充满曲折反复。即使比华人先行几十年、肤色与白人无异的犹太人，至今也仍不能摆脱歧视的阴影。或许有人会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说流利的英语、从事体面的工作而觉得自己相对安全，这就天真了。如今的歧视虽说隐性的居多，却仍是一条躲在草丛里阴魂不散的毒蛇，没人能确保自己不会被咬到。

《小可入狱》的主角、国宝银行创始人孙启诚一家的遭遇就是一例。出生于上海的孙启诚五十年代经香港辗转来到美国，在美国完成从高中到博士的教育后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在房地产业也做得风生水起。80年代初，他在纽约的唐人街创办国宝银行服务华人客户。孙家的四个女儿都是在康州富庶的白人区长大，从小没学过中文，长大后从事律师或医生等热门职业。这是一个一开始就融入了主流的家庭。

即使如此，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当那些为了盈利引起金融体系塌方的大银行被政府以“大到不能倒”的名义放过一马时，国宝银行这样一家小型的社区银行却被曼哈顿地区检察署告上法庭。尽管当时全国房贷平均坏账率达到5%，而国宝只有不到0.5%，国宝却成为全美唯一一家因为次贷危机被司法追责的银行。

这起案件是以孙家的胜利告终的，地检署最终撤销了全部控诉，但孙家一家老小却为此花了五年的时间和1000万美金的司法费。在这五年中，华文媒体对案件追踪报道、华人社区组织到庭上旁听为孙家打气、华人客户不离不弃，孙家担心诉讼会引起的挤兑没有发生。那天的记者会，孙家全家到场，他们说华裔社区在这五年中给予国宝的支持是他们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支柱。电影的结尾处，孙家长女分享了一个细节：地检署宣布撤诉后，她接到一个华人朋友的电话，“她对我说，今天我为自己是华人感到骄傲。”

▲纪录片《小可入狱》剧照

或许很多人都曾有过这样的感觉，这个名单可以从被冤为间谍的科学家郗小星、陈霞芬列到纽约市前主计长刘醇逸和现任国会议员孟昭文。他们原本都可以在远离华裔社区的地方安安生生过自己的小日子，但被人诬陷人生跌到谷底的时候、或出选公职冲向人生新高峰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明白，有一群人不离不弃地站在你身边有多重要，而这样一群百分百信任你的人，只可能来自你自己所属的社区。

▍三

不过正如叔本华所说，人就像冬天里的豪猪，彼此疏离难御严寒，而抱团取暖呢，就难免被刺到。有时候，甚至可能被刺得头破血流。

2017年5月29日，多名华人来到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求助，说他们参加了一位名叫曾姑娘的会头组织的标会，但曾姑娘突然失踪，近八百人血本无归，损失金额总共达到2000万美元。

标会是华人社区流行的地下拆借模式，之前曾经在广东移民圈里盛行，近年来福建移民后来居上成了培植标会的主要土壤。这种地下借贷链的玩法基本如下：由一名会头发起筹款，俗称“会脚”的会员们，每月交固定额度的会费，会费聚成起的资金逐月由会员竞标，出价最高者得到当月全部会费减去其承诺的竞标价。中过一次标的人就不能再竞标，但仍然要按月支付会费，直到最后一人中标后标会自动解散。

标会之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初来乍到的移民缺乏信用记录，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得到贷款。这种地下贷款中竞标价相当于利息，虽说要比正规银行高，但急需贷款买房或拓展生意的新移民别无选择。而那些手头有余钱的人相当于是把钱拿出来帮衬乡亲也赚到利息，不失是一个投资之道。标会在美国不属合法金融体系之内，会员的利益没有法律保障，但只要从会头到会脚每个人都按照规定按月付款，标会就能在法外之地悄无声息按部就班的运作。可惜悄无声息总不能长久，华人的标会时不时就会平地爆出个雷来。

根据此间媒体报道，上面说的这个曾姑娘，一人同时运作着十个标会，每个会有多达78个会脚，每人月会费1000美元，这些会已经运作了三年，据称这是纽约华人圈子里最大规模的倒会。但这绝不是唯一的一次，单是去年五六两个月，纽约的华人社区中就发生了至少三起倒会事件，涉及金额动辄上百万。有些案件地区检察署已经介入调查，但卷款而逃者往往就此人间蒸发，而受害人手中大多连个收据欠条都没有。谁让标会都是在亲朋好友或同乡间组建的呢？信任取代了最起码的合约，一旦有人掉链子，执法人员根本无从下手，而血肉横飞的都是自家兄弟。

2000万的损失听上去是有点吓人，但标会的倒会其实只是华人社区令人扼腕的事故之一，华人中层出不穷的流行骗术已经让这样的事故显得司空见惯。 比如所谓的祈福党，装神弄鬼对街上遇到的老人预言其亲人将遭劫难，骗得受害人拿出一生的积蓄摆在神坛上祈福，然后施展调包计，把受害人包里供奉的金银珠宝换成矿泉水和大米。比如当街谎称捡到了金镯子，提出跟目击者对半分，骗受害人用身上所有的现金买回破铜烂铁。比如随机寄发“你中奖了”的信件，要求受害人缴纳手续费。

这些也不过是明摆着的坑蒙拐骗，那些虚张声势的招摇撞骗就更不胜枚举了。比如拍胸脯说可以包办绿卡的律师，名片上恨不得印上一百个头衔的侨领，比如在公开活动上挤到政客身边拍个合影，再拿回中国去吹嘘自己在美国“有关系”的商人。所有这些，上当受骗的大都是自家华人。

▍四

骗也并非华人社区唯一的痼疾，像是贪小便宜、胆小怕事、互相排挤都令人扼腕。但当我们对这个社区摇头叹息、捶胸顿足甚至拿出“劣根性”来说事的时候，有一点必须明确：这些都不是华人社区独有的问题。

就说“杀熟”吧，在网络压缩了空间距离之前，世界上大多数骗子都是靠吃窝边草起家。骗子也要考虑投入产出的比例嘛，目标锁定没有语言文化障碍，又天生容易亲近的自己人，效率当然远高于全天下无的放矢。2008年金融危机中爆发的马多夫（Bernie Madoff）惊天骗案中，巨骗马多夫的金字塔投资陷阱，最早一批客户就是他身为会计师的老岳父帮忙介绍来的亲朋好友。这起涉案金额达到近650亿美元的骗案中，4800多名投资人包括了从马多夫的太太、儿子到兄弟、辩护律师和几乎他所有的身边人。

就说贪小便宜吧，那些靠拼命生孩子赚福利，做到不用工作也可以衣食无忧的黑人，那些一边拿着政府的残障补助，一边骑马打球样样不误的白人，难道不是都做着比倒卖罐头划算得多的买卖吗？

▲2013年，美国旧金山KRON 4电视台曝光华人领取教堂免费食品，转手倒卖

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丑事，总会让我们格外伤心。作为华人，因为切肤之痛，我们很多时候批评起自己的社区会更为严厉。要是自己不幸成为受害人，就更容易失去准确和客观的判断，犯下以偏概全的错误。比如，且不说信上帝的华人里有多少骗子，根据皮尤中心的调查，美国的华人中超过半数根本不信任何宗教，说这是“喜欢借‘上帝’之名去欺骗”的群体，显然是一顶过于夸张的大帽子。

带着这样的怨气、不屑或怒火去看华裔社区，很容易会错过那些温暖闪光的东西。比如每次有华人遭遇变故急需帮助时，只要有社区组织振臂一呼，捐款就会纷至沓来。有些是千元支票，有些是皱巴巴的零散纸币现金。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单是美东华人通过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转到灾区的捐款就超过1000万美金，其中600多万来自最底层的低薪劳工组成的华人职工工会。

当然，一群人可以在危难时同舟共济，并不代表他们在平日里总能万众一心。不同的经历、理念、诉求和利益让华人常常在同一件事上争得面红耳赤，而这种争执因为来自中国大陆不差钱的新移民的涌入，变得更加频繁。吴华扬对新老移民分庭抗礼的担忧不是没有原因。

▍五

2016年2月20日，全美多个城市数万华人涌上街头，声援因为在执勤中枪枝走火误杀了无辜黑人而被控罪的纽约市华裔警员梁彼得。这是美国华人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示威。但来到现场的并非都是梁彼得的支持者，华人领导的亚裔反暴力联盟加入“黑人的命也是命”维权组织的队伍中，呼吁将致人死亡的梁彼得关进监狱。

吵架这件事在华人社区里本来算不上什么新鲜事。19世纪来美国修铁路的华工大多来自广东台山，构成还算单一。但20世纪初清政府利用庚子赔款退款派出的留学生登上了北美大陆，拉开华人中草根和菁英的距离。1965年排华法案彻底废除之后，来到美国的华裔移民更是多元，从六七十年代的台湾、香港留学生，到七八十年代的大陆留学生，到八九十年代的福建偷渡客，到2010年以后来自大陆的投资移民、小留学生。这些人从经济实力到教育水平本来就各不相同，来美国前生活本就没什么交集，来美国后别无选择的都被归入华裔社区，难免心中互有不服。

早在六七十年代，纽约的华人中就有唐人街华人和上城华人之分，前者是住在唐人街的底层劳工，后者则是住在曼哈顿上城、生活更接近白人的富庶阶层。在前者眼中，后者骄纵忘本不接地气；在后者眼中，前者辛苦恣睢难成气候。这还只是心平气和的疏远，八九十年代肆虐唐人街的黑帮为了争地盘大打出手，就是你死我活的杀戮了。

九十年代末，曾任达拉维尔州副州长的香港移民吴仙标创办了政治组织“80-20促进会”，希望在各类选举中整合华人力量。深谙美国政治游戏规则的吴仙标知道，华人社区只有做到将八成选票都集中投给同一名候选人，而不是分散票源互相抵消，才能引起政界的重视。如今年过八旬的吴仙标渐退幕后，整合社区的理想仍是出师未捷。

▲吴仙标

不过，在此之前的华人社区内部冲突，大概没有一种能像美国本土华人和近年里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之间的冲突这样，集草根与菁英、先来与后到之间的矛盾于一身。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字，在美国的华人从2000到2010年间增长了38%，达到350万，同一时期美国全国人口增长幅度还不到10%。根据纽约智库机构亚美联盟的分析，纽约的华人在2008到2011年间增长了11%，而同一时期，纽约全市人口出现了1%的下滑。从中可以多少看出新移民的汹涌澎湃之势。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研究院（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调查，2015到2016学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32万8547人，占全美留学生总数的近四成。投资移民项目，90年代初推出后一直乏人问津，直到得到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的青睐。2009年投资移民申请人数首次破千，2014年申请人数超次破万，从2009年至今的投资移民的申请人中近九成都是中国人。纽约市旅游局的数字也表明，2016年到访纽约的中国游客达到95万8000人，比上一年增长了10.1%，使中国仅次英国成为纽约外国游客第二大来源国。

人多势众又财大气粗的中国人，势不可挡的改变了美国的生态环境：五大道上的名品店开始雇佣能说中文的服务员，林肯中心一板一眼的巡座员对违禁掏出手机对着舞台狂拍的中国观众已经开始放任自流。但对于本地华人来说，新移民的财力给他们带来的更多是不安。这不单是因为老一代传统移民看不惯新移民炫富，而是更多涉及在同一个碗里夹肉吃的利益之争。

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教授谭婉雯在她2014年出版的专著《成就国际化移民小区：布鲁克林日落公园》一书中就明确指出，来自中国的资本把日落公园地区的地产市场炒得炙手可热，使本地低收入居民面临因为无力交租而被迫迁出家园的困境。这个地区居住的大多是低收入华人，谭婉雯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眼看着自己辛苦一辈子挣下的基业，让突然冒出来的新钱砸得摇摇欲坠，谁心理也不会平衡。去年，美国华人博物馆办了个口述历史的活动，邀请一些在纽约唐人街长大的二代移民回忆当年，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站起来说：“我八岁从广东来纽约，去上学一句英语也不会，非常痛苦。我拼命学英语，念了三个大学学位。现在我去很多活动，都是讲普通话的新移民唱主角，我还是听不懂，还是很痛苦。那些讲普通话的人来了唐人街，就不停的抱怨，说这里又脏又破，他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当年经历的艰辛。”要是你不明白她在说什么，那你大概不知道，早期的华人移民大都来自广东，在今天这批新移民到来之前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说广东话的人在唐人街根本就不被当作中国人。

不过这些都还算是琐事，梁彼得事件里华人表现出的分歧却是原则性的不同。梁彼得出事之前，美国已经发生过几起白人警察致死手无寸铁的黑人、之后却未被起诉的事件，民情激愤。在这种情况下，大陪审团对梁彼得进行起诉的决定，被很多华人新移民看成是拿这位华裔警察做了缓解警民关系的替罪羊。但在一些本土华人的眼中，这不是族裔问题而更多是阶级问题，在他们看来经常遭遇警察滥权的底层民众才是一家，而警察无论是什么族裔，犯错必须追究。

梁彼得出事后，在大陪审团尚未决定是否对他提出起诉之前，亚裔反暴力联盟和纽约市的华人市议员陈倩雯就已经发出声明，支持起诉。在此之后一年多的庭审过程中，新老移民在这件事上的立场更加泾渭分明，一些年轻的二代移民还发出了《致父母的一封信》，向作为一代移民的父母解释为什么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是帮助受害的黑人争取正义，而不是帮助犯事的华人警察争取和白人一样被宽赦的特权。

这种理念上的差异其实不难解释，中国大陆人口构成相对单一，容易形成强烈的民族意识。加上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容易产生零和思想，认为自身权益不是来自跟同病相怜的人携手并进，而是来自赢过别人。而在美国长大的少数族裔更容易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事实上美国的亚裔社区这个概念就是在1982年的陈果仁事件之后才开始成型的。

当年美国汽车行业面对来自日本的竞争呈现出颓势，车厂大幅裁员。华裔青年陈果仁在车城底特律被一对失业后怀恨在心的车厂工人父子当成日本人打死的。事后法庭对这对白人父子的轻判引发了亚裔联合大示威，那场运动让很多亚裔明白了一个道理：华人、日本人甚至黑人、拉丁裔在美国偏袒白人的不公平制度下，并没有区别。

在梁彼得事件后，新老移民理念上的差异继续延烧。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老一代华人为希拉里呐喊助威时，很多挺梁干将成了铁杆川粉。他们不认为川普限制穆斯林入境、遣返非法移民的政策会让反移民的野火烧到自己，反而觉得这样可以让遵纪守法的华人过得更好。

▍六

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弥合的，但华人甚或亚裔的联盟，或许也并不像吴华扬所担心的那么岌岌可危。

今天的新移民来自北京奥运之后自信心高涨的中国，他们权益意识警醒，遇到不平喜欢拍案而起而不是一味退让，他们擅于通过中文平台吹结集号，往往能做到一呼百应，这些都给曾经因胆小怕事而被称作“哑裔”的社区注入了前所未有的能量。近几年随着新移民的涌入，华人社区的抗议和示威越来越常见。很多示威抗议的最初发起者都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

这些示威并不是桩桩件件都合情合理，但要击碎之前华人平日唯唯诺诺，出了事就息事宁人的刻板印象，不用点蛮力恐怕是不行的。

华人社区多年来一直在边走边找路，多一份力量就多一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移民的到来其实也给社区带来了柳暗花明的转机。至于新老移民理念上的不同，纽约亚美艺术中心总监伍振亮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七十年代，纽约唐人街有个叫“地下室”的社团组织，早期成员包括后来名声鹊起的大导演徐克、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创始人陈婉莹和现任纽约市青年局局长商自来。“地下室”成立后，很多本土出生的华人为民权理念所吸引纷纷加入，却跟“香港帮”产生了强烈的理念冲突，“香港帮”纷纷退出。“关键问题是他们很清楚自己是香港移民，在身份认同上他们很自信，而我们这些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伍振亮说。

但当年“地下室”的成员很多人此后很多年里仍然留在维权领域，在很多关键时刻跟本土华人并肩作战，才带来了华人在权益上缓慢却持续的进步。“关键是我们的对手太厉害了，他们发明了‘黄祸’这个词，把我们全都包括在里面了。”伍振亮说。

面对这样的对手，谁能说天下华人不是一家呢？

【作者简介】 

荣筱箐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专栏作家，旅居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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